大卫·休谟（David Hume，1711-1776）是英国古典经济学产生时期的代表人物。英国的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之一。《休谟经济论文选》因此列入“马克思主义三个来源经典著作译丛”而得以再版。

大卫·休谟：《休谟经济论文选》，陈玮 译，商务印书馆2021版

休谟在经济学多个领域包括货币理论、国际贸易理论、税收理论等都有重要贡献。《休谟经济论文选》中的“论赋税”，汉译本只有短短的5页篇幅，但集中体现了他的税收思想。休谟的税收思想，既有经济视角，也有历史和政治的视角。

休谟比较了他生活的那个时代土耳其皇帝和欧洲君主们征税的权力限制问题。在土耳其，圣上（the Grand Signior）是每个人生命财产的绝对主宰，但无权课征新税。如果哪个君主要这么做，那么他或被迫收回成命，或一意孤行，招致致命后果。限制君主课税，这看上去很不错，人民可以因此避免新税负。

可是，休谟不这么看。他指出，虽然君主不能直接征收新税，但是他在增加自身收入上没有一定之规，就必然允许官员压迫欺凌黎民百姓，尔后他再从官员身上榨取朝贡。这样，所谓的新税开征的约束只是在表面上限制了土耳其君主，而没有约束住官员。黎民百姓的负担实际上并没有减轻。

休谟指出，如果土耳其皇帝可以与欧洲各国的君主们一样征收新税，那么他的利益就和人民的利益捆绑在一起，就会一眼看穿横征暴敛、肆意搜刮的恶果，就会认识到普遍征税所征收到的一英镑比胡乱摊派所搞到的一先令危害要轻。换种说法更好理解，明明白白收100元钱的税所造成的危害，比胡乱摊派1元钱要轻。中国人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与此似有异曲同工之妙。显然，休谟主张国家可以明明白白征税。

休谟讨论赋税问题，针对的是当时在一些论者中流行的观点：每增加一种税，会使国民产生一种新的能力来承担，随着社会负担的每一次增加，人民的吃苦耐劳精神会相应增加。对于消费课税，休谟指出这有三种结果：一是穷人节衣缩食；二是提高工资，转嫁税负给富人；三是穷人更加积极工作，以保持原先的生活水平。休谟强调，如果赋税适中，负担均衡，不影响生活必需品，那么课税就常常可以刺激人们的生产劲头，使他们可以比具备有利条件的人更富裕更勤劳。

不利的自然条件可以促进劳动积极性，为什么人为的负担就不可以有同样的作用吗？休谟列举自然条件好的国家如何“躺平”，而自然条件不好的国家如何勤劳的情形。人民勤劳最终带来的是国家繁荣。懒散、好逸恶劳、优哉游哉，国家如何发展就可想而知。他所列举的当时是欧洲的例子。

增税自然会构成人为的负担。人民会作出如何反应呢？增税会增加劳动的积极性？现在，我们明白，课税有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课税的最终结果怎么样，取决于二者的对比关系。休谟用的是平实的语言，分析课税可能产生的影响。

他分别讨论消费品课税、财产税、人头税、农产品课税等问题。对消费品课税，他认为对奢侈品课征最适宜，因为不易被人觉察，这样纳税某种意义上说是自愿的，虽然这种税也有收税过高的弊病。

对于财产税，休谟认为此税虽不多，但有其他弊病，多数国家只是为了弥补税收的不足，才不得不这么做。显然，他总体上反对财产课税。

休谟强烈反对人头税，认为它是一种横征暴敛，即使不苛刻，也是有危险的。君主很容易一点点加增人头税。对商品课税本身有限度，不容易导致这样的结果。他认为，罗马帝国灭亡原因之一是君士坦丁的财政变革，以普遍的人头税来几乎完全取代其他多种税。

对于农产品课税，他分析了农产品最终承受了所有税负的观点。在农业社会，对土地（农地）征税就可以了，因此可以实行单一土地税。休谟对这一观点的反驳很有意思。休谟不是直接说这种观点不成立。他步步为营，先说对工匠消费的商品课税，工匠或者节衣缩食，或者增加劳动，再说开源节流的做法比提高工匠工资更可行。工匠要提高工资，雇用他的制造商不会多给钱，因为做布匹出口生意的商人，受国际市场限制，提高不了布匹价格。这样提高工资的想法，就很难实现。这是经济（市场）的视角。

按此逻辑，地主不可能倒霉地承受所有税负。最终结果很可能是相关各方都要承担一部分税负。

再回到前文所谈论的土耳其，土耳其君主是不是直接征税就可以一劳永逸？显然也不是。休谟认为，捐税如果变成横征暴敛，最为有害，惩罚劳动积极性，征课不均，比实际税负还令人难以忍受。可见，即使是课税，也得遵循规则。在休谟那个时代，劳动积极性得到充分的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