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2年前，1910年的上海，一个在日俄战场上死里逃生的东北少年、一个在伦敦公使馆里跑腿长大的广东少年、一个不肯安享富贵的上海少女——这三个出身、性格、际遇各不相同的年轻人，选择了同时踏入中国红十字会总医院，开启了纠葛一生的医海生涯。这是马伯庸新书《大医·破晓篇》所讲述的故事，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博集天卷联合出版。

9月2日晚，马伯庸新书《大医·破晓篇》首场发布会在上海举办。活动由曹可凡主持，马伯庸和《收获》杂志主编程永新、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严锋之畅聊创作背后的故事。

之所以将写作的笔触伸向医学领域，源于马伯庸2017年受邀参加华山医院职工文化讲座，原本是活动前的普通参观，一座建于1910年的哈佛楼（原华山医院门诊楼）引起了他的兴趣。“作为小说家，我产生了有一个灵感，医院贯穿了整个近代史，经历了辛亥革命、军阀混战、抗战等历史进程，其中肯定有很多事情可以链接。”马伯庸说。

医学题材并不好写。为此，马伯庸开始收集资料和调研，甚至还考虑过去报读医科大学的大一班旁听一年，后因疫情关系没有实现。而疫情中医生护士的身先士卒，令他感受到一种责任感：“那个时代更为落后，在那种情况下依然有好的医生、护士挺身而出，那是人道主义，就是为了救死扶伤。这些事除了学术界之外，外界并不了解。”看到这些资料后，马伯庸觉得自己有责任把它告诉大家，“那个时代，有这么一群人为了中华民族的存亡、为了人民的幸福一直在努力，这些不应该被遗忘，就像现在医护人员的努力也不应该被遗忘一样。”

说起主人公的历史原型，马伯庸表示，虽然没有一比一的真实人物原型，但作品中的三位主角分别代表了当时慈善医生的三种主要来源，“一种是有留洋背景的精英，一种是家庭比较富裕、抛弃自己的生活从医的富二代，还有一种是难以生存却因缘际会成为了‘约定生’，接受医院后从此为医院服务。”

不过马伯庸透露，书中有位原创角色是以曹可凡为原型创作的：“华山医院有一个姓曹的院办主任，负责医院庶务。曹主任体型比较圆，喜欢笑，一笑就看不见眼睛，他喜欢戴着黑框眼镜跟礼帽。我从小看曹老师各种节目长大，写的时候不自觉地就代入了。”

从创作者的角度，马伯庸知道，“历史小说首先有一个先天的缺陷，现代读者跟历史之间是有距离的，怎么样让他们进入到当时的历史情景，怎么样让他们相信我写的故事，本身要把细节做到位。”

在后记中，马伯庸透露，在涉及医学专业领域的描写时，心情几乎崩溃，自感难以为继。“写医学小说，必然在医学上经得起考验。我要描写的不是正确的医学手段，是当时正确的医学手段，这个要查当时的医学报道。”比如下册中才提到的盘尼西林（青霉素），“实际上在1945年左右，盘尼西林才在中国成为比较流行的药物，那时候根本没有量产，用的是磺胺，类似于这样的细节肯定要抓住”。又比如，1912年以前，做手术用的麻醉药与心跳体重没有关系，“那时候就是随便打，有时候做着手术病患就醒了，把这些细节描述出来是很难的事情”。

据悉，《大医》全书80万字，时间跨度1904年至1950年，分为《破晓篇》《日出篇》，是马伯庸目前写得最长的一部书，《日出篇》将会在12月份再出。

“写完《大医》，我会休息一下。历史小说这个路我会走下去，中国历史源远流长，任何一个时代都会有大量好的素材，这些素材我搜集了很多，现在我处于素材很多、想法很多、产能有限的状态。”马伯庸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