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盐城，一座因盐而兴、百河汇聚之城。在盐城市亭湖区，坐落着全国唯一一座反映新四军全史的纪念馆——新四军纪念馆。1986年10月建成开放的新四军纪念馆，主馆区的主体建筑外形呈“四”字形设计，“N4A”臂章镶嵌在主建筑正门上方，“N4A”是新四军的英文缩写。主建筑上方东、西两侧分别建有两面旗形花岗石阴雕画，再现了“两军会师”和“重建军部”的历史场景。去年12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从上海返京途中，参观了新四军纪念馆，他说，新四军的历史充分说明，民心向背决定着历史的选择，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这是开展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要用好这一教材，教育引导党员、干部传承发扬不怕困难、不畏艰险，勇于斗争、敢于胜利的精神，紧紧依靠人民，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不断推向前进。

“传承发扬不怕困难、不畏艰险，勇于斗争、敢于胜利的精神”，短短一句话，穿透时空，跨越现实，让我的记忆在“民族危急、铁军诞生”“抗日战旗、遍插华中”“重建军部、浴火重生”等展厅的文物史料叙事中，陷入沉思：如果当初，项英同志能够坚决执行党中央的决议和命令，“千古奇冤江南一案”的皖南事变是不是会避免呢？

历史没有假设，历史却给我们以启示。在展厅内，展有《毛泽东关于新四军应进行敌后游击战争致项英电》，“项英同志:在敌后进行游击战争虽有困难,但比在敌前同友军一道并受其指挥反会要好些，方便些，放手些。敌情方面虽较严重，但只要有广大群众，活动地区充分，注意指挥的机动灵活，也会指够克服这种困难，这是河北及山东方面的游击战争已经证明了的。在侦探部队出去若干天之后，主力就可准备跟行，在广德、苏州、镇江、南京、芫湖五区之间广大地区创造根据地，发动民众的抗日斗争，组织民众武装，发展新的游击队，是完全有希望的。在茅山根据地大体建立起来之后，还应准备分兵一部进人苏州、镇江、吴淞三角地区去，再分一部渡江进入江北地区。在一定条件下，平原也是能发展游击战争的。条件与内战时候很大不同。当然,无论何时,应有谨慎的态度，具体的作战行动，应在具体情况许可之下，这是不能忽视的。薛岳等的不怀好意,值得严重注意。但现时方针不在与他争若干的时间与若干里的防地，而在服从他的命令，开到他指定的地方去，到达那里以后,就有自己的自由了。尔后，不要对他事事请示与事事报告，只要报告大体上的行动经过及打捷报给他。此外,请始终保持与叶同志的良好关系。以上请加以考虑。”

这封信是1938年5月4日写的，项英时任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也就是新四军的副军长兼政委项英，他还有一个身份，是中共中央东南局书记。那么毛泽东为什么要给项英写这封信呢？并且特别提醒“不要对他事事请示与事事报告,只要报告大体上的行动经过及打捷报给他”“请始终保持与叶同志的良好关系”等等？这不得不从新四军的历史说起。

二

1937年全国抗战爆发后，根据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当局的协议，在江西、福建、浙江、安徽、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八省境内15块游击区（广东省琼崖地区除外）坚持游击战争的中国工农红军和游击队于10月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12月14日，中共中央为加强对新四军的领导，决定成立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新四军分会，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后改为东南局）书记项英兼任军分会书记，陈毅任副书记。12月25日，新四军军部在湖北汉口成立。

新四军成立后，毛泽东多次发电报指示新四军的行动原则。在这期间，毛泽东开始考虑如何粉碎国民党顽固派在华中制造反共磨擦，并做了必要的准备部署，不断提醒项英注意国民党试图消灭新四军的阴谋。当国民党调兵遣将准备一口吃掉新四军的意图越来越明显，毛泽东致电项英询问，新四军军部及皖南部队在遭国民党军袭击时是否有冲出包围圈、避免重大损失的办法，其办法是以向南打游击为有利，还是以向东会合陈毅部为有利，渡江向北是否已绝对不可能，等等。在顾祝同、上官云相等紧锣密鼓地调集部队，对新四军形成包围的关键时刻，毛泽东不得不用相当大的精力反复与项英电报沟通、交换意见，说服和催促他执行北移方针。

从交流的信件来看，1938年5月4日这封还是相对温和的，到了后来，毛泽东的电报的言辞越来越激烈。1940年12月26日，毛泽东发了一封电报：“全国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像你们这样迟疑犹豫无办法无决心的。在移动中如遇国民党向你们攻击，你们要有自卫的准备和决心，这个方针也是早已指示你们了，我们不明了你们要我们指示何方针，究竟你们自己有没有方针，现在又提出拖还是走的问题，究竟你们主张的是什么，主张拖还是主张走，似此毫无定见，毫无方向，将来你们要吃大亏的！”

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党中央清醒判断，国民党顽固派已完成对新四军皖南部队的包围。而此时此刻，项英等人还多次向中央要“行动方针”。

毛泽东震怒之下的措辞严厉的电报深深震动了新四军，军部才于28日仓促召开会议讨论北移事项，决定1941年1月4日晚开始行动，移往苏南。但此时已经超过了中央原计划12月底之前必须全部过江的时限，错过了突出国民党包围的有利时机。为挽救危局、减少损失，刘少奇曾建议采用“围魏救赵”办法，在山东包围沈鸿烈，苏北准备包围韩德勤，以与国民党交换。但由于皖南形势的恶化，“围魏救赵”的意图并没有实现。1941年1月，国民党顽固派在第二次反共高潮中，以重兵围攻从皖南北移的新四军军部和部队，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叶挺被扣，项英、周子昆遇害，袁国平牺牲，部队损失6000余人。17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下令撤销新四军番号。

皖南事变是抗战时期国共关系问题上的一个严重事件。皖南事变爆发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多次召开会议，研究事变后的局势与对策，总结其中的历史教训。中央认为：“一切有个人英雄主义思想即是说党性不纯的同志，特别是军队的领导人员，必须深自省察。须知有枪在手的共产党员，如果不服从中央领导与军委指挥，不论其如何自以为是与有何等能力，结果总是要失败的。”

三

那以，从皖南事变真的不可避免吗？答案显而易见。

勿庸置疑，项英是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1922年入党，中共三大之后长期担任党内重要领导职务。主力红军长征之后，他肩负中共中央江西分局书记、中央苏区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重任，在赣粤边坚持游击战争，硬是顶住国民党军队层层“围剿”，苦心经营南方游击区，打磨锻炼出一批革命骨干，写下了苦心孤诣、艰苦奋斗的革命篇章。抗战爆发后，他与叶挺、陈毅等共同组建了新四军。项英功勋卓著，中共中央高度认可。但抗战之后，项英在执行中央决定上，却是让中央头疼不已。

假设他坚决执行中央关于新四军向北发展的战略，向北发展，向东作战，巩固现在阵地，恐怕就会降低悲剧发生机会。1940年4月14日他还以顾祝同电令为由，向中共中央提出将新四军已赴江北的部队全部南调的意见，中共中央军委和中原局书记刘少奇都否定了这一意见。

假设他坚决执行中央关于皖南部队北移的指示，并且迅速行动，同样会降低悲剧发生的概率。中央看得清楚，国民党对中共在敌后的发展极为不满，在1940年10月19日以通牒形式要求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于1个月内开赴黄河以北指定区域。中央反复思考，决心江南主力北移，以示让步。此后，中央多次致电项英，要求他注意新四军的安全，将皖南新四军移至长江以北，特别要求在12月底全部转移。项英仍然犹豫。

假设项英能够正确正确面对中央的批评，能够认真反思并且积极行动，同样会大大降低悲剧发生的系数。结果呢，项英不但没有切实反省，反而在12日复电辞职，要求中央“请速派人或指定人负责，以应付大局”，辞职的理由说到底就是“显然是我之领导已有路线错误和不执行中央方针”，“我当然不能继续领导，而且无法领导”。这是明显地叫板中央，赤裸裸地表达不能接受批评、不能忍受委屈之意。中央虽然在23日致电总体上认可项英工作成绩，肯定“应继续担负东南局及军分会书记之责”，同时仍指出东南局“你处错误不是总路线，而是抗日战争与统一战线中某些个别策略问题错误”。

当然，还有他与叶挺不团结的现实，最后周恩来不得不出面协调两人之间的关系。

可惜的是，这一切都无法假设，血淋淋的教训教育了很多人，引起中央的高度重视。1941年1月1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指出中共中央东南局书记、新四军副军长兼政委项英，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等在皖南事变中的错误主要体现为：“项英、袁国平等没有反磨擦的思想准备”以及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中共中央作出《中央关于项袁错误的决定》，指出项英、袁国平两人犯有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没有认识到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性和斗争性；对中央指示阳奉阴违，反对向北发展和向敌后发展；很少向中央报告党政军内部情况，完全自成风气；在此次皖南部队北移中，本可避免损失，但项英、袁国平首先犹豫动摇，其次自寻绝路，投入包围，最终失败是项英、袁国平一贯机会主义领导的结果。这一决定固然对项英、袁国平批评得极其严厉，甚至过于苛责，不过中共中央在这个文件中慎重而严肃地向全党提出了关于“党性”的要求，“一切有个人英雄主义思想即是说党性不纯的同志，特别是军队的领导人员，必须深自省察”，“必须估计到游击战争环境，即在今后仍有可能产生如像张国焘或项英这类人物，因此加重了全党特别是军队中干部与党员的党性教育与党性学习，决不可轻视这个绝大的问题。”

中央强调的这一问题，其实可以在电视剧《亮剑》中可见一斑。李云龙和楚云飞在政治上、军事上的冲突，就是那个时候国共两党的现状。还记得楚云飞关于政府和领袖的理论吗？也就是说，当时的国民党，自始至终就没有打算与共产党共建共治共襄。

四

皖南事变后，根据中共中央军委1941年1月20日的命令，在江苏盐城重建新四军军部，设司令部、政治部、供给部、卫生部、军工部等。抗日战争胜利后，1945年10月28日，新四军军部北移山东临沂，并从12月3日起兼山东军区领导机关。1947年1月21日，根据中共中央军委决定，新四军兼山东军区机关及所属部队改为华东军区和华东野战军，新四军番号取消。新四军兼山东军区领导机关与华中军区领导机关合并，成立华东军区领导机关。后来，华野在淮海战役和解放上海等战役中，屡立奇功。

而皖南事变后另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是党的历史上第一个以增强党性为主题的中央决定——《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应运而生。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文献中，党性一词在1941年之前很少出现，而在1941年之后成为热门话题，原因就在于这年7月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1941年7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并通过了王稼祥起草的《决定》。决定指出，党内在党性方面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在政治上自由行动。不请示中央或上级意见，不尊重中央及上级的决定；随便发言，标新立异，以感想代替政策；独断独行，或借故推脱；两面态度，阳奉阴违，对党隐瞒。二是在组织上自成系统，自成局面。强调独立活动，反对集中领导；本位主义；调不动人，目无组织，只有个人，实行家长统制；只要下面服从纪律，而自己可以不遵守；反抗中央；轻视上级，超越直接领导机关去解决问题，多数决议可以不服从；打击别人，抬高自己；在干部政策上毫无原则，随便提拔，随便打击；感情拉拢，互相包庇；秘密勾搭，派别活动。三是在思想意识上发展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反对无产阶级的集体主义。一切从个人出发，一切都表现个人；个人利益高于一切；自高自大，自命不凡；个人突出，提高自己，喜人奉承；吹牛夸大，风头主义，不实事求是地了解具体情况，不严肃慎重地对待问题，铺张求表面，不肯埋头苦干，不与群众真正密切联系。

《决定》指出，为了纠正上述违反党性的倾向，必须采取以下办法：一是应当在党内更加强调全党的统一性、集中性和服从中央领导的重要性。不允许任何党员与任何地方党部有标新立异、自成系统及对全国性问题任意对外发表主张的现象。二是更严格地检查一切决议决定之执行，坚决肃清阳奉阴违的两面性的现象。三是即时发现，即时纠正，不纵容错误继续发展，对于屡说不改者，必须及时预防，加以纪律制裁。四是在全党加强纪律的教育，严格遵守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基本原则。无论是普通党员和干部党员，都必须如此。五是用自我批评的武器和加强学习的方法，来改造自己使适合于党与革命的需要；要提倡大公无私，忠实朴素，埋头苦干，眼睛向下，实事求是，力戒骄傲，力戒肤浅的作风，改造把理论与实践、学习与工作完全脱节的现象。六是从中央委员以至每个党部的负责领导者，都必须参加支部组织，过一定的党的组织生活，虚心听取党员群众对于自己的批评，增强自己党性的锻炼。

尤其是第6条提到的“从中央委员以至每个党部的负责领导者，都必须参加支部组织，过一定的党的组织生活，虚心听取党员群众对于自己的批评，增强自己党性的锻炼”。这就是现在强调的领导干部要过双重组织生活规定，让领导干部时时生活在组织中，接受组织的教育管理和监督。试想一下，如果现在那些违法乱纪的党员干部能够参加正常的党内生活，能够加强党性锻炼，接受群众监督，何至于锒铛入狱、悔恨终生？

从《决定》的出台不难看出，尽管以文件方式提出对项英的批评，但中共中央的意图很明确，皖南事变的教训不能归结于个人，而是要站在党的建设角度深入剖析，其中党性是关键。张闻天的发言直截了当：中央提出党性问题是“自项英事件起”，党性是一个大问题，中央特别提出来，这是很重要的。我们要强调指出违反党性这个问题的危险性，并提起全党注意与这种倾向作斗争，赞同毛泽东提出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重要性。他强调，毛泽东与刘少奇同志曾受到打击，仍能坚决服从，是服从组织的最好模范。

五

事实证明，坚强的党性既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从头脑中自发产生的，而是从严格的党内生活中反复锻炼得来的。建党103年，中国共产党对党性的重视从未削弱。越是面对漫长艰难的征途，越要回顾初心，锤炼党性。1979年7月，邓小平强调选干部的两条标准，“一条是拥护三中全会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一条是讲党性，不搞派性”。

1950年初，党中央决定提前进驻西藏。时任18军军长张国华原本受领任务带领部队接管富庶的川南，却在上任途中接到命令，要他赶赴重庆受领最新任务。在接见张国华等18军领导时，邓小平第一句话便开门见山：“今天谈话凭党性。”张国华张口就答：“一切听从党安排。”邓小平说：“你指挥部队去西藏。”张国华答：“坚决完成任务!”

什么是党性？张国华用行动告诉我们，真正的党性绝不仅仅看平时的表态，更重要的是看关键时刻是否有挺身而出的勇气担当。在艰苦复杂环境、急难险重任务、盘根错节矛盾面前，党员干部敢于担当、迎难而上，就是对党性的生动诠释，也是党性坚强的最好表现。

2013年9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指导河北省委常委班子专题民主生活会时指出，“党性是党员干部立身、立业、立言、立德的基石，必须在严格的党内生活锻炼中不断增强。” 只要每个党组织和党员把党的理想信念融入血脉，凝为人生追求，中国共产党必将不负使命，率领人民不断战胜一个又一个挑战。

在新时代，我们面临着各种新的挑战和诱惑。增强党性，需要我们不断加强理论学习，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提高政治觉悟和政治能力。要勇于自我批评，敢于正视自身的不足，不断改进工作作风，提升工作水平。要自觉接受群众的监督，倾听群众的意见和建议，以实际行动赢得群众的信任和支持。

新四军在盐城重建军部，并统一整编部队，明确了九大任务，其中一条是建设一个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党，做到“坚持抗战到底，反对中途妥协！巩固国岗位团结，反对内部分裂！力求全国进步，反对向后倒退！”正如纪念馆内前言中所言，新四军的历史辉煌,是鲜血生命铸就的,永远值得我们铭记。新四军的历史经验,是艰辛探索得来的,永远需要我们弘扬。新四军的历史发展,是忠诚担当推动的,永远激励我们向前!

站在新四军纪念馆前深思，我们要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传承和弘扬新四军的革命精神，以坚定的党性，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奋勇前行，以坚强的党性书写新时代的辉煌篇章，为党和人民的事业不懈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