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做文学组织工作的，长年累月与文字打交道，写报告、讲话、总结、汇报，往往不期而遇，几乎成了家常便饭。业余，在生活中有了感受，阅读中有了心得，偶尔也写些散文、书评，多年来已先后出版了20多本评论集、散文集。

新书一出版，总会送给一些文友、同事和亲人，倾听他们的批评意见。而捐赠给单位、团体留存，则只有中国现代文学馆和浙江师范大学儿童文学研究中心这两家。前者是我所在中国作家协会一个下属单位，一直与我保持密切联系，每出版一本书，就会送一本给他们保存。后者则是由于我从事儿童文学评论，他们主动搜集、收藏我的书作为研究资料。除此之外，我一直没给其他图书馆捐赠过书。

如今我已93岁高龄。随着年岁的增长，越来越迫切地感到，有些事如不趁自己头脑清楚、精力尚可抓紧办理，也可能就耽误而错失时机了。给一些图书馆捐赠拙著收藏，是我多年来萦绕于怀的一个心愿。第一步捐赠对象是国家图书馆、国家版本馆、首都图书馆、上海图书馆、母校复旦大学和丹阳市吕叔湘中学图书馆。

办理捐赠前，我也犹豫过，我是一个普通作者，深知自己的写作成果说不上有什么学术价值或鉴赏价值，是不是值得图书馆收藏。后来想，我出版20多本书，毕竟是自己几十年来用心用情、一字一句爬格子爬出来的，就难免有一份自惜羽毛、敝帚自珍的感情。何况我的书问世后也曾开过散文集《岁月风铃》座谈会、论文集《束沛德谈儿童文学》座谈会，文友们都真诚、语重心长地说了一些鼓励的话。而两年前出版的《平实是风格更是品格——评说束沛德》一书，收集了六七十篇评介我的评论和散文的文章。王泉根教授认为“束沛德是中国新时期儿童文学的一部‘活字典’，谁想要了解、把握新时期儿童文学，谁就必须阅读、研究束沛德的有关文论，”徐妍教授评介我的《我的舞台我的家——我与中国作家协会》一书，认为它是“一部个人化的别样‘中国作家协会史’”。而对我的散文，作家郭风认为：“朴实、真切、亲切，自成散文之一格，自成一种难能可贵的个人风格，甚是钦佩。” 评论家陈辽则认为：“束沛德的散文足以留存后世的，恰恰是其中的文坛私档和对自己灵魂的拷问，那是最有价值的，也是最能拨动读者心弦的。”我之所以如此不避嫌也不厌其烦地引述这些专家学者对拙著的好评，倒不是我真以为自己达到这样的水平和高度，而是他们确实帮助我树立了“既不要妄自尊大，也不要妄自菲薄”的信念，坚定了我给图书馆捐赠图书的决心。我越发相信自己的著述对我国当代文学研究者，特别是儿童文学研究者，会有一定的史料意义；而自己的散文对读者了解一个与人民共和国一起成长的知识分子的人生历程和精神世界，也会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捐赠图书，原本以为是一种轻而易举的事，但真正着手来做，却也遇到不少麻烦和困难。首先，你得把20多本要捐赠的书一一找出来。这些书分别放在几间房和阳台的书柜和纸盒里，费了三五天时间翻箱倒柜，才从旮旮旯旯儿把这些书找齐，有时不免弄得腰酸背痛，精疲力竭。用快递寄送这些书，得了解这些图书馆的通讯地址和收件人姓名、电话号码。上海、北京的两位文友简平、王志庚热心地帮我四处打听，女儿又帮我在网上搜寻或打电话查询，几经周折，才算落实下来。国家图书馆、国家版本馆工作很严谨，对于捐赠书籍并不是来者不拒。他们要求你提供捐赠书籍的详细信息，包括书名、作者、出版社等，并希望提供书籍的ISBN号码。几次沟通、核对后，才弄清我已出版的23本书籍，他们只缺五六本。为了捐赠的书都能上架，他们要求凡已收藏的，就不用再捐赠了。我循规蹈矩、一丝不苟地做好这些事。在确定给几家图书馆分别捐赠哪些书后，我认真地在上百本拙著上一一签了名盖了章。持续签名盖章，对一个年逾九旬的老人来说，也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当快递员上门取走整整齐齐、结结实实包装好的六纸盒书后，我的心才踏实、平静下来。

每一个作者都希望自己的作品能走进更多的读者中去。没有读者，写作者的意义和价值又在哪呢？！图书馆是文化的宝库，知识的海洋，广大读者都会到那里去汲取智慧和力量，从而照亮自己前行的方向。但愿我的书也能成为注入知识海洋的一滴清水，为滋润读者的心灵多少起一点有益的作用。（束沛德）